我们最顶尖的大脑，正被硅谷批量收割。

前阵子，美国公司Meta为前苹果高管庞若鸣，开出2亿美元的天价年薪，不仅超过苹果CEO库克的7460万美元薪酬，甚至直逼体育巨星C罗，创下AI人才的薪酬天花板。

与此同时，Open AI的核心负责人余家辉、赵盛佳、毕树超、任泓宇四人，也被高薪挖走。

据说，光余家辉一人的薪酬，就包含了八千万美元的签字费和三亿多的股权。

Open AI 的内部人士直呼：“领导层没能留住他们，我感到非常失望。”

但，更应该感到惋惜的是我们。

因为被挖走的这几个人，除了都是AI领域的顶尖大佬，还有一个共同点：全都出身自中国的顶级学府。

庞若鸣毕业上交大，余家辉出身中科大少年班，赵晟佳毕业清华，毕树超出自浙大，任宏宇毕业北大。

这还不是个案。根据宝尔森基金会报告，全球47%的顶尖AI研究者，本科毕业于中国院校，仅在美国头部AI机构中，就有38%的研究员为华人。

为什么我们精心培养出来的人才，总在为别人点亮灯塔？

为什么我们培养的华人科学家站在全球尖端科技的前沿，却并不为国人效力？

这难道不讽刺吗？

当然，如果只是指责他们不爱国，解决不了问题。

站在他们的角度考量，是二十载的寒窗苦读，回国后却难以得到相匹配的回报。

有数据统计，清北交大毕业生，在2021年平均年薪才一万出头，换算成年薪大约13万人民币左右。

而硅谷任何一个普通公司，都能开出10万美元的年薪，谷歌中位数更是高达三十万美金，近两百万人民币。

更别说还有顶级的算力、自由的研发权、全球的协作网络，这些条件在国内堪称凤毛麟角。

而且，就算国内顶级科研岗位有这个条件，数量也非常有限。

国内头部科技公司，如华为、百度、阿里等，每家AI实验室约拥有100–500名高级研究员，领军岗位通常不足10人。

而我们每年光清北的毕业生，就有上千人。

于是，更多的高材生，为了求一个岗位，被迫向下内卷。

杭州余杭区一个街道办的事业编就招了五十多个清北硕士博士。

今年高考，不少考了六百多分的学生自愿浪费分数去警校。

顶尖人才与资源的错配，让更多的人才，选择出走。

近五年，中国AI领域已有超200名顶尖学者流向硅谷，仅2024年就有47名清华、北大毕业生被美国科技公司“预定”。

2024年清华电子系硕士毕业生中72%选择赴美深造或就业，比2019年上升了23%。

顶尖人才出走，绝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。

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在高端科研生态价值回报体系上的深层困境。

要知道，那些站在AI前沿的顶尖人才，不仅决定着大模型能力的上限，更掌握着未来科技生态的定义权。

若想在这场全球科技的角逐中占据主动，我们唯有更加善待人才，留住人才，才能让更多华人科学家不仅在硅谷发光发热，更愿意扎根中国的土壤，在国内的科研舞台上点燃世界的目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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